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熊希龄是一个好人，他做了一辈子的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从政的历程虽然短暂，但是经历和参与了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立宪变法、辛亥革命、走向共和、武夫当国、抗日救亡的全过程。近来，熊希龄作为一名成功的慈善家又被重新审视。

　　“墙脚随砌随毁”的仕途

　　每次翻阅《熊希龄先生遗稿》、《明志阁遗著》和《熊希龄集》，阅读他流传下来的近800万字的各种奏折、咨呈、条陈、批牍、政论、函电、札记、诗词、序跋、联语以及由他签署的各类公文、命令、布告、合同、收据、委任状等，就如同读一部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晚清史和民国史。

　　1870年7月，熊希龄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少年时已名满三湘，年14岁便中了秀才，1890年，湖南学政按试沅州，熊希龄名列第一。有趣的是，只要仔细对照熊希龄年表便会发现，熊希龄无论是在晚清还是在民国，在每个职位上任职的时间确实都不长，尤其是几个在他的从政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职务，如时务学堂提调、《湘报》主持人，他只当了7个月；奉天农工商局局长、地方自治局局长、军署文案，他只当了8个月；江苏抚辕文案、农工商局总办、两江总督署总文案、南洋印刷官厂监督，他只当了10个月；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是他唯一任期最长的官职，当了2年7个月；奉天盐运使，他只当了13个月；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他只当了3个半月；袁世凯总统府财政委员会会长，他只当了5个多月；热河都统，他只当了7个月；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他只当了6个月。

　　这里列出的只是熊希龄仕途上几个有影响的职务，其他的兼职还有很多，有些职务如上海洋务局会办、湖北交涉使等，熊希龄只是记名，根本就没有到任。从晚清到民国成立，像熊希龄这样能够身绾重任且身兼数职，在当时确实是个异数。这一方面说明熊希龄确实能力超凡，能办事，办成事，不出事，一方面说明陈宝箴、陈启泰、端方、赵尔巽、载泽等封疆大吏和王公贵族都视其为人才，争相对他委以重任。然而这种赏识与争抢，使得熊希龄一年到头到处奔波，碌碌道途，“平生似遇而实未遇，欲有为而终不可为”。

　　南北双方的“财神”

　　熊希龄素有“财神”之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就积极向孙中山推荐他就任财政总长，孙中山以“财政不能授他派人”为由拒绝；黄兴觉得如果不用这个“财神”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又推荐熊希龄就任财政次长，孙中山以“各省代表反对而中止”。

　　这尊没有被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看中的“财神”，却被袁世凯北洋政府一眼相中了。他力辞五次，袁世凯都没有放过，非要他出任财政总长不可，指望他这只“凤凰”给国库空虚、濒临破产的北洋政府生个金蛋。

　　熊希龄被推着就任财政总长时，国库不敷银已达28025万两，政府岌岌不可终日。面对南京留守黄兴一日数至的告急之电，面对各省都督接连不断的逼饷飞电，面对各省代表接二连三的坐索请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熊希龄，毫无选择地被推到了借款的前台。

　　1912年5月7日，熊希龄在唐绍仪主持善后借款谈判破裂之时，正式开始与银行团谈判。为了打破僵局，迅速达成协议，以应燃眉之急，在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和参议院的“默许”下，在多次据理力争无效的情况下，他十分无奈地接受了银行团提出的允许其监督财政和监督军队的苛刻条件，并于5月17日用信函的形式，同银行团签订了垫款合同与章程。

　　垫款合同与章程签订后，银行团即垫款300万两，并答应6月12日和17日分别再拨300万两。

　　接受银行团垫款的合同与章程一签订，舆论立即大哗，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

　　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署名“大仇”的短文，标题叫《杀》。他在文中痛骂熊希龄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5月23日，《民立报》刊文指责熊希龄欺蒙参议员和国民，私许外人监督财政，称此举将“断送吾新造之民国”，痛骂熊希龄是“亡国罪魁”。

　　以前催款最急的南京留守黄兴，此时也不顾与熊希龄多年的情谊，于5月24日致电各省都督，痛陈垫款章程之弊端，对其“监督军队”尤为愤激。

　　内外交困的熊希龄，此时不仅不是神了，而且连人都不是了。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本来就对银行团的苛刻条件不满的熊希龄，在随后与银行团的谈判中，态度越来越强硬。继5月17日垫款300万两之后，6月12日银行团又拨付300万两，并称“仍有权创议改易或增加条件”。看到银行团的胃口越来越大，熊希龄不仅不让步，而且还要求银行团在6月17日以前拨付600万两，19日至月底再拨付1514.3万两，如果银行团不照办，将“另向他资本团筹借巨款”。

　　6月18日，日俄正式加入银行团。六国银行团24日在垫款章程七条之外又提出了四条更加苛刻的条件:一是“须予该团以经理五年债票之专利权”；二是“须以盐务改照海关办法”；三是“须延聘该团中一人为财政顾问”；四是“须聘外人为稽核处长”。熊希龄当即表示“万万不能办到”，并提议将借款额由原定的6000万英镑减少到1000万英镑，藉此请求银行团降低条件。

　　然而银行团在利益面前根本就不打算让步，即使因此导致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7月8日，六国公使正式照会代理国务总理陆徵祥和熊希龄，声明除非中国接受指定条件，否则不向中国提供贷款！火冒三丈的熊希龄当即宣布，“令各省自行设法”！善后借款谈判至此宣告破裂。

　　弱国无外交。周学熙后来在善后借款谈判中其实也同样一波三折，只是熊希龄别无选择地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让他别无选择地成了垫款合同与章程的主要签字人，因而不断遭到时人和历史的非议！

　　副署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命令

　　推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从头到尾都是袁世凯精心策划好的一个阴谋，是袁世凯给熊希龄精心布置好的一个陷阱。袁世凯并非真正看中熊希龄这尊“财神”，而是要用他和进步党去当炮灰和祭品，来为拜把兄弟徐世昌出山和为自己复辟帝制扫清障碍。

　　在袁世凯的心目中，国务总理的合适人选无疑是他的把兄弟徐世昌。然而，此时如果让前清官僚徐世昌公然出面组阁，他知道国会是断然不会通过的。因为此时国民党虽然被他打败了，但国会里面依然有大批国民党议员。国民党和国会这个障碍不除，不仅徐世昌无法出山，连他自己也无法当皇帝。

　　让谁来当炮灰和祭品呢？袁世凯最先想到的是他的老师张謇。张謇早就看穿了这位学生的伎俩，在被逼无奈之下，推荐熊希龄以代。袁世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立即一而再、再而三地电邀熊希龄来京组阁。在袁世凯看来，熊希龄是个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人，办事认真负责，有傻干精神，与各党派特别是进步党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让他组阁不仅国会容易通过，而且可以借其“以党杀党”，是实现自己皇帝梦的最好炮灰和祭品。

　　既然被袁世凯作为救命稻草抓住了，无论熊希龄如何三番五次地坚辞不就，都无法摆脱炮灰和祭品的命运。在未征得熊希龄同意的情况下，袁世凯悍然向国会提议，让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想以既成事实压迫熊希龄接受。见熊希龄还不肯老实就范，袁世凯又派人跟熊希龄交涉，说他在清理热河行宫古物时有“侵盗嫌疑”，如今有“把柄落在总统手里”，“不就总理之职，即是看不起总统。”被逼到这个份上，熊希龄只好自认倒霉，自己落篷，应允就职。

　　熊希龄一直被蒙在鼓里，其实进步党组阁，是以即行选举总统为交换条件的。袁世凯之前之所以还不对国民党和国会下手，是因为要留着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是因为国会里面还留有大批国民党议员。以军警和公民团围困国会、胁迫选举，正式当上大总统之后，国民党和国会就如朽木一般，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为了不让自己背上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历史骂名，袁世凯再次以政治讹诈的手段，用事先精心罗织好的所谓“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逼迫熊希龄副署了他事先早就准备好的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命令。

　　直到这时，熊希龄才明白，他中了袁世凯的圈套，掉进袁世凯早就挖好的陷阱了。然而，一切都晚了。副署了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命令之后，在袁世凯看来，熊希龄也成一只毫无用处的破罐了。因此，袁世凯再次拿出他的杀手锏，用“热河行宫盗宝案”把熊希龄哄下了台。

　　从上台到下台，熊希龄和进步党充其量只是袁世凯手中的一颗棋子，只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炮灰和祭品。就是熊希龄不出任国务总理，袁世凯也会找其他的替死鬼来当炮灰和祭品。

　　当了袁世凯的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在世人的唾骂声中，熊希龄幡然悔悟，决心退出官场，毕后半生之力从事慈善教育事业。民国从此多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慈善家。（龙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