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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毛泽东在重庆的统战策略与实践
2014-09-01 00:00  
1945年8月,中华民族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当全国人民沉浸在百年来第一次打败外来侵略者的巨大欢乐时,人们清楚的知道抗战胜利的曙光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同时也投下了内战的阴影。人民渴望和平。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肩负着民族的希望,为着和平、民主,毅然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然而,毛泽东在重庆很快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对谈判缺乏应有的诚意。国方既未准备任何方案,又极力回避实质性的谈判。和国民党谈判是不会有什么乐观的结果。为了不虚此行,为了力促谈判取得一定成果,毛泽东决定利用与蒋介石代表谈判之暇,尽可能地广泛会见社会各界人士,宣传、阐明中共的和谈方针、政策,争取民心,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采取了正确统战策略和深入的统战活动,抓住了民心,促成和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拟就对毛泽东在重庆的统战策略与统战实践作初浅的探析。
  一、广泛会见民主进步人士,争取民心、促进谈判
  毛泽东来到重庆后,清楚地认识到谈判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而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斗争中,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因而,毛泽东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陪都重庆,除参加和指导谈判外,在统战工作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广泛会见、广泛接触各方人士,深入地做了大量地统战工作,使中共的统战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毛泽东的统战策略是政治上争取主动,谈判中争取民心。他认为政治上的主动、人心的向背对谈判的进程和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对形势做出了如下分析:关于谈判问题,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是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但蒋介石今天要下决心打下去还不可能。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我们有准备就不怕,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是我们的依靠。可见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在谈判中赢得人心,尤为重要。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开展统战活动。  重庆谈判之初,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希望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政治会议,组织举国一致的政府。毛泽东十分重视他们的态度和要求。经过南方局多年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民主力量,中共已有了较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深知,中间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于是,他主动地、广泛地与各民主人士,进步朋友进行频繁的交往,诚恳地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表明“和为贵”的思想,表示中共愿同国民党和一切民主力量合作建国,建立联合政府,共同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首先拜访了中共的一些老朋友,特别是以前没有机会见面的民主人士。如宋庆龄、张澜、冯玉祥等。当与这些老朋友在一起时,毛泽东开诚布公,谈得很深,许多问题都与他们切磋,一起寻找解决办法。毛泽东与张澜的交往就是典型的例子。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次到民主之家特园去拜望民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在这次来重庆之前与张澜素未蒙面,但他们都神交已久。当毛泽东飞抵重庆,在机场便一眼认出了前来迎接的银髯飘拂的张表老(张澜别称)。毛泽东在特园张澜的卧室与之促膝交谈。他首先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并告之:“在谈判中,国民党要求中共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不许发纸币。中共也准备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必要的让步”。毛泽东把中共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表达得十分清楚。张澜听后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并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张澜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  当张澜听说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是国共谈判的症结,国共谈判进展缓慢时,张澜说:“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毛泽东欣然采纳,当即考虑对策。由于这次谈判,国共双方约定过程不公开。张澜主动提出:“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欣然同意,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毛泽东拜会民盟主席张澜和张澜的义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共谈判。接着毛泽东还多次与民盟领导人黄炎培、沈均儒等会谈。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领袖们的直接交往,使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密切了。特别是与民盟之间的合作更为默契了。
毛泽东还多次会见了宋庆龄,毛泽东首先对宋庆龄给予解放区的援助表示感谢,尤其对宋庆龄忠诚不渝地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贵的革命气质,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宋庆龄也在周恩来的助手王炳南及其德国妻子王安娜的陪同下,前往桂园拜会毛泽东。毛泽东在与宋庆龄的交往中,所表现出中共的光明磊落、顺应民心的和平救国方针,使宋庆龄更加坚定了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拥护中共的鲜明立场。  和谈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冯玉祥将军。冯玉祥称赞毛泽东到重庆,象征了国内的团结,称颂中共的主张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是喜事临门,并特地设宴欢迎毛泽东。毛泽东对冯玉祥将军在政治上的进步活动,给予嘉许,称之为国民党中“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的有识之士,希望他继续为国共合作发挥独特的作用。  此外,毛泽东还拜访了老朋友柳亚子。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9月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10月4日,当国共谈判搁浅时,毛泽东接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  毛泽东应柳亚子索句而书赠的长征诗词《沁园春·雪》辗转外传后,在重庆引起轰动。一时间,毛泽东的文韬武略、恢弘气度、豪迈壮志折服了国统区一大批民主进步人士,甚至连国民党的一些御用文人也自叹不如。  毛泽东在重庆将其统战策略与统战实践有机地运用,对促进谈判进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功效。
二、主动拜访国民党各方人士、了解民情民意,展示中共泱泱政治家的风度
毛泽东在重庆短短四十三天中,与国民党各方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往,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等各方代表性人物,甚至连国民党中的极右势力也主动拜访。正如他自己所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  毛泽东尽可能地去接触国民党内的各派人物,与他们会面,谈话。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当初,对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和谈,陈立夫就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194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专程看望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另一次,他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来时正好在小路上同蒋介石相遇。蒋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戴季陶从西山会议以来,就一直是一个顽固的反共代表人物。  毛泽东的胸襟和气度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暗暗叹服。此后,毛泽东还访问了于佑任、白崇禧、吴稚晖等。他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举止从容,语调温和,但以理服人,充分展示了中共泱泱政治家的风度。  毛泽东与国民党各方人士的这种接触,一方面带有统战意义,是为了使国民党各派系对中共政策有所了解,争取他们有所改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把国民党方面的动向、困难看得更清楚。  毛泽东深知,当时在国统区人民当中,特别是中间人士,对于什么是和平、民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共的态度和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对和谈的前景完全持悲观态度。因而,对这样一些中间人士,毛泽东十分注意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如对青年党的左舜生、大公报的王芸生等。在谈判过程中,非常重视他们的态度、反映和意见。  这些中间人士,对中共并不是十分了解。国共重庆谈判之初,更有不少疑虑和担心,通过与毛泽东的交谈,特别是看到中共为争取和平所做出的重大努力之后,他们的态度和观点起了变化。比如,在谈判过程中,当中共提出四十八个师的谈判条件后,国民党在各地散布了不少中共只要军队和地盘的谣言,引起了中间人士对中共的不满,左舜生指责国共谈判是“分赃会议”。但是,当中共在军队数量上让步至七分之一时,中间派及民主人士即表示赞成,但蒋介石却不同意。当中共最后让步,达成只保留二十个师的力量时,许多中间人士又开始为中共着急。左舜生说:“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大公报的王芸生在与毛泽东会面时提出“中共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王芸生听后心服地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为此,他主动向蒋介石做工作,推动尽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在这次谈判中,中共没有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军队问题让步大,同意谈判过程不公开。有些民主人士出于好意,批评中共“调子低,失立场”,说中共没有想到蒋介石会“背信弃义,绝不可靠”。但毛泽东的策略是要争取大多数。由于中共的让步,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争得了民心,使中共掌握了谈判斗争乃至政治斗争全局的主动权。这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在谈判中高明的统战策略。
三、广泛会见人民团体,争取国内国际的支持与同情,为谈判取得成果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国际国内舆论对于谈判的进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要竭力争取国内国际舆论的支持,于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主动拜访了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宴请各国援华团体、国际友人,会见中外记者。此外,毛泽东还与妇女界,工商实业界、文化界的社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抗战中,南方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代表团在国统区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了各界进步妇女。毛泽东在谈判期间特地在桂园会见了各界妇女,与她们就战后的中国时局和中共的政治主张,热烈地交换了意见。  对于工商实业界,在谈判期间,周恩来、王若飞先后邀请一些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到民主之家特园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引导他们关心国事,并向他们宣传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因而,当一些民族资本家表示希望与毛泽东会面,希望从毛泽东那里进一步了解中共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时,毛泽东欣然同意,并在桂园约见由“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三个团体的代表。毛泽东向他们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能够得到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买办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新中国里,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在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在现阶段,我们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希望各位转告工商界要搞好同工人的关系。中共对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毛泽东的一席话,解除了工商界对中共经济政策的疑虑和恐惧,更加关心和谈的进程。他们主动向中共靠拢。对中共在和谈中持支持的态度。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是中共在重庆的外围组织。其成员多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加强了专制独裁统治,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有组织地对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民主派以及一些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了这个秘密政治团体,以配合南方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个团体成立后,从政治见解到斗争行动都同中共基本一致,处处密切配合。毛泽东在谈判期间的政治秘书王炳南就是小民革的秘密盟员。在他的联络下,毛泽东在桂园亲切地会见了小民革的主要成员王昆仑、屈武、许宝驹、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等。毛泽东与小民革成员的会谈充分体现出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和策略。  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红学专家王昆仑向毛泽东谈到对此次谈判前途的担忧,认为恐怕很少收获时,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国共和谈,就好比两个人谈恋爱,总要论及嫁娶。现在我党有诚意,事情已经成了一半。大家再趁热打铁,推一把,拉一把。依我看,国共两党结婚不成问题。毛泽东充满信心。而学者候外庐却忧心忡忡,他担忧地说:就怕剃头挑子一头热。国民党好比是百病缠身、风中残烛的老头,共产党又好比青春逼人的妙龄姑娘,两个人结婚恐怕希望渺茫。  毛泽东打趣:老头子把胡子刮一刮不就行了吗?!  众人闻言大笑。大家知道毛泽东是指国民党内部的自身改造。  王昆仑沉思片刻,坦诚相告:结了婚也是悲剧。我认为共产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和蒋介石谈判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毛泽东倏然正色:当蒋介石交替使用着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两面手法时,当牛魔王、白骨精都幻化成正人君子时,我们该不该变化呢?我们也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去战胜反革命的两手。孙悟空之所以能够闹龙宫、闯地府、偷蟠桃、窃仙丹、败天兵,无人能敌,就在于他学得了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  王昆仑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蒋介石的执政党地领袖地位的欺骗性不是那么容易戳穿呀!毛泽东笑道: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位红学专家。荣国府是由盛而衰吗?不待王昆仑回答,毛泽东已经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我认为这个家庭面临的是由衰而败的厄运。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和平、民主,不过这两条和蒋介石的打算都相反。他要打内战,搞独裁。怎么办呢?没有其他办法,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谈边打,我就边谈边打。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如果这次谈判没有其他结果,能够揭露他的真面目就是最好的结果。  毛泽东这一席话使小民革的负责人,茅塞顿开。不仅不再反对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谈判,并对毛泽东的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钦佩至极。  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毛泽东在国际交往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他除了会晤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英国、法国、加拿大等驻华大使外,还在桂园设宴招待各国援华代表团及国际友好人士。毛泽东反复向他们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努力争取寻找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此外,毛泽东还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谈判中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争取国际国内的同情与支持。当美国驻华航空队的三位美国士兵希望与中共交朋友时,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兴致勃勃地与他们交谈。  毛泽东在重庆通过与中外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和所做的大量统战工作,使中共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从而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这为促进国共谈判取得成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在与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了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打消了部分人对和谈的疑虑;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看法和想法。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后,回到延安所做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表明了他的这种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  抗战八年的峥嵘岁月里,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陪都重庆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国统区的进步力量;而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各方人士进行的广泛接触,进一步扩大了中共的统一战线,丰富和发展了中共的统战理论,并将中共的统战工作推向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以极富人性化、个性化的统战实践,炉火纯青地运用了统战策略,巧妙地将统一战线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起来。正是由于其统战策略与统战实践的高超运用,促成重庆谈判取得了成果。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论述的在中国革命与斗争中,统一战线是革命斗争获取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法宝之一。(作者: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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