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映衬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但具有自觉和反思精神，尤其是能有意识地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做理性的思考和记录，只有极少数被称之为大师的人才能做到。费孝通先生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大师之一。他一生以历史责任、国家兴亡、人民利益作为自己为学为人的基本立场，任凭风吹浪打，仍矢志不移地求实从知，志在富民，是当代中国战略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自称是前清遗民，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受到良好的正规学校教育，又幸运地师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斯基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饱喝洋墨水却一头扎进“乡土中国”，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当过国家领导人却始终自诩为“老来依然一书生”。
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说自己是死过三次的人：第一次是在大瑶山误入虎阱，第二次是在昆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第三次是“文革”期间想过自杀。他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20年的压抑与沉默，70年的学术生涯，有着如此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而又忧国忧民，笔耕不辍。他的人生值得阅读，他的思想值得品味。
在他的思想中，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打下的深深烙印，西方学术的精华熏陶，更有一代大家的严谨风范和崇高的爱国情怀。“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既是费孝通一生学术追求的自我概括，也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高度总结，他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围绕中国重大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
回顾费孝通的人生经历，正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他经历了中国近百年来的“三级二跳”。“三级”即伴随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初步的工业社会，当工业社会尚未完全形成又很快进入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二跳”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一跳和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第二跳。
费孝通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优秀青年一样，大学从医学预科转到社会科学，试图从医治个人转变为医治整个社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他发现自己并未接触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因此便有了他和前妻王同惠的大瑶山调查。虽然付出了一死一伤的惨痛代价，费孝通也找到了他毕生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从实求知”，这其实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行合一”理念的现代延伸。
大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从体质人类学者转变为社会人类学者，他从中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必须在弄清楚中国社会的完整结构之后才能知道应当改变什么，保留什么，从“认识中国社会到改造中国社会”。到姐姐费达生参加工业下乡实践的开弦弓村养伤的经历，真正将费孝通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在大学时代他就参加过梁漱溟等人倡导的短期的乡村建设活动，但这次调查使他的认识更加深刻。
开弦弓调查无心插下的杨柳，产生了比《花篮瑶社会组织》影响大得多的《江村经济》，无意中使费孝通走到了世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前列，被导师马林诺斯基评价为具有里程碑价值的著作。《江村经济》以及在云南农村调查写作的《禄村农田》，直指当时中国农民的饥饿问题，提出了其根源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入侵以及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农村凋弊，描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农村惨淡景象。在云南三村的调查基础上，费孝通在1940年代先后发表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在对传统皇权、绅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对传统农业社会转型进行了探讨。
1957年的二访开弦弓，费孝通敏锐地发现了解放后虽然粮食大幅度增产，农民反而吃不饱饭的怪现象。经过细致的社会调查，他指出问题在于片面的“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破坏了农工互补的传统经济结构，工副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农民的贫困。他开始在报刊上为恢复乡村工副业生产鼓与呼，可惜在《新观察》杂志上的连载文章尚未发完，费孝通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始了他沉寂20年的艰难岁月。在干校的艰苦环境中，费孝通与当地农民结成亲密的朋友关系，在60岁高龄时甚至还下田学种棉花。这段生活经历，使他对社会与人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萌发了社会人类学关于心态研究的思考。
1981年费孝通三访开弦弓村，当地的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副业发展起来后，老百姓有钱了，多种经营又焕发了农村的活力，看到自己当初提出的“农工相辅”得到了应验，他非常高兴。以后他又将开弦弓作为标本，追踪调查26次，提出了将小城镇和边区开发，看作做活中国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的思路。他还及时总结各地发展经验，提出了“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等多种发展类型，为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进而从块状的发展模式提升到区域合作和区域发展，先后提出了黄河中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三角开发区以及珠三角开发区等等构想。费孝通不仅提出构想，还大力支持、积极奔走、四处宣传。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前后，费孝通又陷入更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了“富裕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费孝通在做实地调查的时候，常对基层干部说的一句话是：“你们搞志在富民的路子，我在写志在富民的思想。”他及时总结当地干部群众的发展经验，特别注重的是找到切实可行的富民路子，从来就不是为调查而调查。针对中国农村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要“抓得住、理得清、讲得出、看得懂、好操作”，而最重要的就是“好操作”。他去吴江28次，甘肃11次，广州5次，常州5次，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每到一地先虚心当“小学生”，认真做社会调查，然后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及时提出自己的看法，介绍其他地方的成功做法，谈得最多的是富民，思考最多的是发展的路子。
他不仅重视汉族农村的发展问题，而且也一直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后他又四上大瑶山，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民族经济，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画地为牢，民族团结首先是经济上的共同发展。他最早提出边区开发的构想，主张“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为新世纪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鸣锣开道。根据在内蒙古等地的调查，他提出了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观点以及国企改革的思路。面对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困境，他又提出重点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
在80岁生日时，费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在尊重不同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求大同的“和而不同”思想，事实上已经关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的不协调问题；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更为新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面对“9 11”事件后出现的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费孝通敏锐地指出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时代，如何通过“文化的自觉”，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心，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从构建和谐中国到实现和谐世界”。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逝世，至今已有五周年，但他留下了700多万字的思想财富，这些从“行行重行行”中得出的学术思想和富民思路，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他一生开风气育人才，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继续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战略性课题。
一是费孝通1983年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乡镇企业勃兴带动下的小城镇发展，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30年后的今天，农民工已经从“离土不离乡”转变为如今的“离土又离乡”。第一代农民工外出赚钱是搞副业，像钟摆一样在城乡之间奔走，老了重新回归故里当农民；而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出现既不甘心回村，也无法在大城市生存的两难境地。因此，他们往往会选择小城镇作为自己回乡创业和生活的地方。在今日中国大中城市已经超饱和的情况下，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下一步的重点还应转回小城镇。
二是费孝通在1984年就开始的“边区开发”研究。这一研究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构想。近几年西藏、新疆连续出现的恶性事件，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只靠物质支持、投资拉动的政策是不是过于局限了。今天重读费先生的 “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提高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能力”等见解，我们就会逐渐意识到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后面临的新的转型问题。
三是有关费孝通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国士绅》、《乡土重建》的研究。今天面对基层社会组织的普遍软弱无力，需要我们结合时代发展进行创新研究，重视乡土中国的重构和发展问题，重新理解中国的乡土性质，特别是乡村和基层精英的培养，这也是事关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课题。
四是文化自觉问题。费先生在边区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接着提出了社区研究要从社会制度看到人，社会学要扩大研究边界等；在80岁生日时他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而不同思想，费孝通晚年反复提到的就是文化自觉。因此，面对21世纪全球化的挑战，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中华民族的精神认同，获得文化上的自主能力，就要不断做到文化自觉。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重大历史任务。
五是知识分子定位和责任问题。费孝通在上世纪50年代亲历了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为发挥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的积极作用不断奔走，发表了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因此被打成右派。改革开放初期被“解放”，他就重新开始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不断为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鼓与呼。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层出不穷，我们不仅需要对知识分子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在人生实践中，找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和社会责任。(作者：徐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