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龙军

　　小平头、黑皮肤，背着大挎包，箭步如飞；一路走一路拍，看到好的古村落或历史遗迹，眼睛放光，“咔嚓咔嚓”一阵快门声；吃饭神速，一碟剁辣椒便能吃得津津有味——这是对胡彬彬的速写。
　　
　　对物质无欲无求，对工作精益求精，让友人们对胡彬彬的生活状态一直很迷惑。他们认为胡彬彬是一个处在极不现实、极度矛盾的生活状态中的“没落的、不可救药的精神贵族”。其实，胡彬彬并非不爱受用“抽水马桶”，只是他觉得乡野间确实有比“抽水马桶”更可爱、更可消受的物质或非物质的东西在诱惑着他。在这种诱惑中，他陶醉，忘我工作着。
　　
　　湘西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召唤
　　
　　我有近三十年生活和工作在湘西南的经历。这是一个神秘奇特并且迷人的地方。这里地域的偏僻、闭塞、贫困与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形成奇特的反差。不论是自然山水风光还是民俗风情，千年如故，仍处在一种原生态或接近原生态的状况，可谓山清水秀、风光旖旎。而生息于此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贫穷困苦却恬静安逸，不乏美丽。这种物质生活状态与精神内涵之间的高度反差、相互矛盾，确实令我不安和好奇不已，我是想体会的。于是，我介入了这种生活。
　　
　　——胡彬彬
　　
　　胡彬彬，1959年生于湖南双峰一个教师家庭。198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邵阳市政府财贸办做文秘工作。现为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南京博物院研究院研究员。
　　
　　一个普通机关的干部，2001年被南京博物院聘为研究员，2002年被国家破格评定为研究员；2003年应邀赴法国参加中法文化年活动；2004年，省外一些著名学府要调他去做教授，最终，湖南留住了他。他说，父母给了他肉身，湖南的稻粮养育了他的生命，湖湘文化滋养着他的灵魂。他离不开故土。
　　
　　起初由于工作原因，胡彬彬经常要下乡调研，生性好静的他，常在工作之隙，游历于湖南的山水之间，并以一种沉静而又毫无功利的心态和欣赏性的视角，眼触手摸那些散落于乡野却奇迹般幸存着的湖湘先民遗物。冥冥之中，他觉得就在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召唤，他常常在梦中回到了那古老的年代和古老的村落。胡彬彬找到了心里的情感纠结：村落文化。如何解开这种纠结？那就是研究古村落及其文化遗存。
　　
　　后来的三十年，胡彬彬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搜集古村落文化遗存等实物文献以及图像资料，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田野考察札记，拍下了三千多个胶卷和近二十万张数码照片，手绘了近千张古村落建筑式样图，撰写研究专著10部，在海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各类研究论文50多万字。2001年，他将十余载收藏的湘西南木雕文物艺术品部分捐献给南京博物院。经相关专家鉴定考证，确认其文物与艺术价值颇高。2002年3月11日至4月11日，南京博物院专门举办了“湘西南木雕展”，并作为馆藏珍品印发了两套明信片以资纪念。湖湘木雕由此引起国内外学术研究界的关注和重视。
　　
　　集30年文物鉴藏经验，通过悉心研究，胡彬彬发明了一种用纯天然植物质、动物质、矿物质合成的物质，用以清除文物上的污垢，还原其真实色彩，获国家发明专利，并获得“尤里卡发明金奖”提名。
　　
　　他从事田野考察走的路程可绕地球三圈
　　
　　友人们对我的生活状态有些迷惑，对我数十年痴迷于古村落觉得不可思议，并将我寡淡的物质生活以及对物质生活吊儿郎当的态度，完全归咎于我对不切实际的精神生活的苛求与享受，认定我是一个处在极不现实、极度矛盾的生活状态中的“没落的、不可救药的精神贵族”，并以不懂得享受，不安于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繁华缤纷的生活，常年逃逸于乡野以及我沉溺于书斋的某种状态，作为以上论点的证据。
　　
　　——胡彬彬
　　
　　胡彬彬的研究跟别的学者不一样，他往往不是从文献资料入手，而是从实物资料和亲临各种文化现场实地考察着手，他把这叫做先田野后考究，由物而史，以物证史，以物正史，以物补史。
　　
　　秉承这样的理念，一有时间，胡彬彬就外出田野调查。他几乎用脚丈量过湘西南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深山里的村寨，那些荒野里的破庙，都是他造访和歇脚的地方。湖南在行政区划改制前有3337个乡镇，他双脚走过的有2731个。近30年，他走过中国29个省（市），最北去过黑龙江省黑河四嘉子满族乡东、西四嘉子村，最西到过新疆乌恰县的吉根镇托阔依巴什村，最南去过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的南湾。他曾八上西藏，到过后藏日喀则地区定结县偏远的古日普村；七上云南，曾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县一待就是三十天。他有九个春节是在湘、桂、黔边境地区的苗寨侗寨度过的。每一年，他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乡野。他从事田野考察所走过的路程，算起来足足可以绕行地球三圈。这种原始的行走，使他炼就了一双铁脚板，曾创下一年磨穿11双鞋底的纪录。解放军某师李政委得知他的情况后，曾专门派人给他送军用胶鞋。由于长年在野外经常挨饿，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的早餐都吃得多，出了门就准备饿肚子，他的胃自然就落下了毛病。
　　
　　在野外，经常一天一走就是六七十里，饥寒交迫，荒无人烟，既有身体上的精疲力尽，又有身处黑夜的恐惧，也有新发现新收获的狂喜。
　　
　　当然也会遇到危险。一次，胡彬彬到怀化芷江的明山去考查明山石雕的采石历史。在地婆溪附近找到一个宋代的竖井式采石坑，坑口被古藤所遮蔽，因为阳光射进去才能拍照，所以他等到了下午近4点。他抓紧时间索藤而下，拍摄完毕后，攀藤上去时，枯藤突然断了，他掉进了离地七八米高的古坑里，他本能地大声呼救，可喊破了嗓子才知道这里杳无人烟。手脚摔伤了，饥寒交迫的他昏睡在石头上。就这样过了两夜三天，昏沉中好像听到坑口附近有说话的声音，此时的胡彬彬已说不出话，只能用受伤的脚去挪动古坑中的石子发出声响求救。事后，他才知道，当地的猎人曾安放了夹子，听到坑里有响动，以为夹子夹到了猎物。是侗族猎人救了他，给他用了许多草药，他昏睡了一整天才醒过来。
　　
　　长年奔波在田野考察的路上，胡彬彬身上已落下不少陈伤旧痛。但他从不因此放弃使命，放慢工作节奏。他淡定地说，哪天要是死在田野，也是自然不过的事，“为伊消得人憔悴”，死得其所就值。
　　
　　胡彬彬曾系统地自学了有关历史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工艺美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建筑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三十年来，他到过很多大城市，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过除了买回大量的书，从没给家人带过一件礼物。胡彬彬的住处，到处堆满了书。书架放不下，就从地板靠墙而码，码得太高，因为找书被书砸伤也是常有的事。
　　
　　为研究所需收藏实物资料，几乎耗尽了他家中全部的积蓄，他去法国所穿的西服还是朋友送的。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家人，也有点“刻薄”自己。他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第一、藏品第一，家人第二。”就是前不久，他应邀去上海参加中美联合召开的一个宗教文化研讨会，为了节省，他自己炒了些干菜随身带上，供旅途食用。别人说他“太抠”，他笑而答之：“当‘抠’则‘抠’，有何不妥？”但他买起研究资料来，却一掷千金。很多年来，胡彬彬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灯下，不是看书学习就是研究藏品。三十年来，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札记，也不知道消耗了多少压缩饼干和方便面。
　　
　　胡彬彬说，民族文化的起源和脉络，往往具形具象地散落在民间，又正是因为其“民间”性和“草根”性，往往被习惯于研究精英文化的学者所忽略，也往往被历史所尘封。自己想做的，就是尽平生的力气和知识，为其拂去尘埃，让她发出耀眼的光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胡彬彬说，这条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也是孤独寂寞的。但孤独寂寞到了一个境界，就会变成了一种享受。“良田无恶岁，勤耕自有秋”。他用明代大才子程玉良的诗句自勉。
　　
　　“但愿我著述的每一个文字，是诚实的，也是真实的”
　　
　　至于湘西南木雕，我最初涉足的情形，是以最原始的步行方式，游历于湘西南的山山水水之间，并带有一种自由、沉静、悠闲、散淡而又毫无功利的心态和纯欣赏的视角，眼触手摸这些奇迹般幸存于村寨中尚为完好的古代“干栏式”民居的厅堂和家居实用器物，或濒临倒塌、破败废弃的庙宇牌楼、族氏宗祠的梁柱、神龛、门扉、窗棂之间的木雕遗物。这些湘西南先民奇迹般造就的遗物，或以其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背景，或以其古老神秘的民风奇俗，或以其鬼斧神工般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蛊惑着我一步步走向她们，我的灵魂渐渐融化于其中。
　　
　　——胡彬彬
　　
　　胡彬彬是个耿直求真的人。他说，做研究做学问，不要以为把前人已经讲过的“从前，有一个和尚”，变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僧人”之类的做法，就是学问，就是创新。这是变着花样的抄袭，可悲，无聊。尤其是文化研究，既要传承，尤需创新。真学问无论多少、大小，有则可贵。他的学术研究与著述，践行着这一理念。
　　
　　2001年2月，他以田野考察所得和民间所见的古砚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有别于在文博界常见的以研究馆藏或皇家藏砚为主流的《中国民间藏砚珍赏》。
　　
　　胡彬彬以长达八年的潜心研究，并以大量的实物资料为证，撰写出研究专著《宝庆竹刻》和《湖湘竹艺》。前者确证了我国竹簧及其雕刻艺术起源于宝庆，填补了我国明清竹刻艺术流派研究的空白，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和社科成果奖。由于该书的出版影响，邵阳竹刻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邵阳竹刻又重新走向国际市场。后者则以大量的物证，填补了湖南地区门类艺术研究的空白。
　　
　　通过对遍布于湖湘古村落长达十多年的专题考察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的积累，胡彬彬撰写了国内第一部以湖湘古代建筑和壁画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湖湘壁画》，又一次填补了湖南地区门类艺术研究的空白。
　　
　　他所撰著的《湘西南木雕》，以独到而又多维的视角，透过湘西南木雕艺术，揭示了这一区域多元的民族文化和独特人文历史。该书2005年被评选为“中国最美的书”。
　　
　　2009年，他深入靖州苗族自治县，对在靖州三锹所发现的“群村永赖碑”进行了详尽考证，并对碑文所涉、今分布于湘、桂、黔三省五县的古代锹里二十四苗寨逐一走访调研，耗时长达一年半。在大量史据和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撰写了《靖州“群村永赖碑”考》。以史实确证了此碑所铭记的内容，是目前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完整的立法构成要素与意义的有关少数民族婚姻制度的地方政府立法。
　　
　　有人说，像他这样的撰文著书，耗时费工，高成本，低产量，太不划算。但他所有的著述，都是原创，具有“补白”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所追求的，就是不使“巧”，更不是高产。但愿我著述的每一个文字，都像我拍摄的每一帧照片一样，是诚实的，也是真实的，是富有创新性的劳动。这是以学问为职业的行当最应当恪守的节操。
　　
　　一封千言书：为了文化传承没有“断层”
　　
　　文化的形态和层面是丰富多样的。文化的传承是不能出现断层的。文化学者的使命，至少有两个：一是研究文化，但又不能仅仅只是研究“形而上”的文化，同时还要研究“形而下”的文化。只重视精英，忽略了“草根”，就会“曲高和寡”，传承就会出问题。文化研究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弘扬优秀文化，传承优秀文化。所以，文化学者的第二个使命，就是如何让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使学术平民化，让老百姓读得懂，读起来很亲切、很受益。这样的学术，就能传播优秀文化，就是好的学术。
　　
　　——胡彬彬
　　
　　2006年4月28日深夜，胡彬彬久久无法入睡，案头放着刚写完的一封近四千字的信。
　　
　　当天，结束了湖南省政协组织的梅山文化考察团的活动，回到家里，胡彬彬心情一直无法平息，随即提笔向时任省政协副主席文选德和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信中，“出于对文化很动情的一种热切”，他以湖湘文化为例，阐述了自己对有形文化研究与传承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胡彬彬看来，文化的存在形态，早在战国时的《易经·系辞上》就有阐述，“形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有形文化既是物质的，又是具象的，所以称之为有形文化。而湖湘文化也有形而上的理论研究与有形文化研究的区别。
　　
　　胡彬彬并不反对在湖湘文化的研究上多出些理论成果，但醉心于湖湘文化中有形文化的他深感这方面的欠缺和遗憾。“湖湘文化的理论研究，已出了不少的成果，有成果是一件好事，但明显不足的是关于湖湘有形文化研究的成果，使得湖湘文化研究出现了‘跛脚’的情况。”
　　
　　而“跛脚”所带来的后果是，“湖湘文化似乎只是领导高层与学院、研究单位少数专门家的事情，似乎和生息在湖湘大地的民众距离很遥远。当学者们在大谈这种文化是如何博大精深、具有怎样的魅力时，民众的理解和反应相对而言却显得过于木讷与迟缓。”
　　
　　胡彬彬认为，除了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播出现的“脱节”现象之外，其症结在于，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播之间，出现了“断层”，而文化的传承恰恰是不能有“断层”的。所以，他认为文化研究，要从“学术殿堂”走出来，要由“纯学术化”走向平民化。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文化”，并自觉融入到“文化生活”。
　　
　　更令胡彬彬担忧的是，一些人把建设新农村与保护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完全对立起来，简单地认为“铲除石板路，修起水泥路，拆了青砖老院子，建起红砖洋房子，就是新农村”。“我历来主张要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和条件。但是有的青砖老院子，有的乡镇老街衢、石板路，既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资源，更是湖湘文化的历史凝固，这种信息源一旦被毁，历史文化信息也随之消失。”
　　
　　30年来，胡彬彬寻访那些古老的街衢、村寨，并用镜头和札记，记录下很多重要的有形文化资源。但这种影像或文字，似乎越来越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影像”和历史“记载”，因为有形的文化资源正在渐渐消亡，很多地方再次到访时，已面目全非或不复存在，“呵护者少，毁损者众，令人心痛不已”。
　　
　　胡彬彬曾亲眼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被毁掉，被改建成一个停车场，这成为他最痛苦的记忆。
　　
　　正因为如此，只要有机会，胡彬彬必讲文化研究的平民化和有形文化的保护问题。在他看来，自己在尽一份心力，他也觉得这份良知需要表达。
　　
　　小小的村落，大大的文化
　　
　　由“聚族而居”的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古村落，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传承性。村落成员的生产生活文化形态，从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现，到深层次内在的文化结构与内涵，代表着中国历史的传统文化。体现了社会人由单一个体到家庭家族，进而到氏族，最后归属于民族范畴，再直接引申到“国家”概念的文化层面的全部涵义。一座古村落，文物学者看到的是文物，建筑学者看到的是楼阁，民俗学者看到的是节庆风俗，宗教学者看到的是崇拜……视角不一，内容迥然。作为“记录历史的活化石”，历经千百年传承，每座古村落都蕴藏有海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只有多学科的视野对其交叉审视和研究，方可还原出小村落多维而又立体的大文化。
　　
　　——胡彬彬
　　
　　胡彬彬向记者展示他拍摄采集的各地古村落的图片，数量之巨大，画面之精美，令人感叹。
　　
　　他随手指着一张图片说：“这是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尧市乡小江古村落，在这里你会感受到一种古典意境美。数百间古朴的典型湘西古建筑群，错落有致地挨在一起，屋顶上方的镬耳翘首探头，‘几’字形屋檐展示出颇具湘西风情的韵致。”
　　
　　这个位于麻阳锦江河畔的小江村境内的古民居，是湖南省怀化市并不多见的保存较完好的古村落。方圆一华里的范围内，并存着跨跃几百年的古今迥异的文明形态。
　　
　　胡彬彬一直为研究和保护这样的古村落走与呼。
　　
　　在胡彬彬看来，遍布于祖国大地、各具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古村落，是中华民族先民由采集、渔猎的游弋生存生活方式，进化到农耕文明定居生存方式的重要标志。
　　
　　胡彬彬说，在特定历史中形成并保存至今的最为普遍的传统乡村聚居地，是中国辽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最稳定的时空坐落。其空间形态多样、表现形式多元，蕴涵着丰富深邃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自然存在。因其地理环境、人居条件的差别和历史演进的差异，逐渐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村落文化”。按传统的儒学归纳，中国村落文化可以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想构筑的基础和根植的土壤，呈现出鲜明的“小村落，大文化”特征。是我国宝贵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2008年，湖南大学率先在全国成立了“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并将其列入“985”创新平台。胡彬彬高兴地说，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2008年至2011年，胡彬彬和他的“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17个课题组，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3个县（市）中的902个乡镇的传统村落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堪舆规划与建筑、耕作与商贸、公共财产与公益事业、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宗教礼制与法治、村落团练与非政府武装、宗教与信仰、民族与民俗、氏（家）族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等二十几个方向，开展实地专题调研，进行多视角多学科综合研究。
　　
　　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对中国村落文化研究起步早，田野考察时间跨度大、范围广，经过20余年的积累，获得了规模宏大的第一手资料，所藏中国村落文化实物、文献与图像资料等，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这些资料是研究我国传统村落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非常宝贵的史料，不但翔实可靠，且富有权威性和新颖性，弥足珍贵。
　　
　　2011年9月2日，教育部社科司组织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考察了“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专家们一致认为：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以多学科视角，创新的方法与手段，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其他广大地域传统村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整体研究，是填补我国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缺陷和空白之举，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012年元月，前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专门考察了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有关长江流域宗教文化实物专题展。他给胡彬彬的评价是：“田野考察，功德无量。湖南彬彬，学术脊梁”。
　　
　　（源自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2012年05月14日10:21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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