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9月24日电　新中国成立前，他是食不果腹的贫家子弟；新中国成立后，他靠国家资助读完中学和大学；移居香港后，他创立了享誉商界的"金利来"名牌。年过古稀的香港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一生节俭，却向国家捐款达８．３亿港元。在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曾宪梓在其居所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行动不便，但提到国家６０年的变迁，他精神抖擞，侃侃而谈。

　　记者：曾先生，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你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能采访你，我想请问一下曾先生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１９４９年，那时候你多大？

　　曾：我（一九）三四年出生，（那时我）十五岁。那时我还在贫困山区里面当农民，转个眼就六十年啦。

　　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前，那一阶段旧中国你还有印象吗？

　　曾：有印象。因为我们是广东梅县的一个山区，非常贫困的一个家庭，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上发生。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解放，五零年才解放。我们穷苦山区，非常糟、非常贫困，我们都盼望早日解放。记者：那时候，你们家的生活怎么样？

　　曾：我四岁的时候父亲死了，我与母亲相依为命。我们没有田地，就靠挑担维持生活，另外就是跟人家租点地来耕种，就这样也很难维持生活。特别是荒月，三、四月的时候是荒月。我们怎么办呢？就跟家境好一些的乡亲借点米，借点钱买油、买盐。现在我们回想一下，苦啊，那个日子苦啊。五零年解放以后就好了，逐步好了。

　　记者：五零年解放时，你有什么印象？

　　曾：很新奇。游击队在我们村里面墙壁上留下了很多宣传品， 如"毛主席是我们的救星"等等，整个村里面墙上都是。我们不知道毛泽东，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们奔走相告：我们村里来了游击队，我们村将会解放拉。

　　记者：人民政府成立之后，你们生活是不是逐步改善了呢？

　　曾：逐步改善了，那个时候很快就土改了。土改的时候，我妈妈是最贫困的一个，她当了土改大队长，跟农村贫困农民一块，敲锣打鼓，做宣传。那时我们分到了田地，自己有田耕种了，生活就逐步改善了。

　　记者：你什么时候上学的呢？

　　曾：１７岁左右。在这之前，因为家穷，从小就跟随母亲学会各种劳动，耕田、种地那些我都懂。土改同志来了以后呢，就发现我很喜欢读书，就把我送到学校。那是五零年之后，我被送到中山中学，中山中学那时是叶剑英元帅创办的，是名校，一切都免费，连食、宿都免费，住在学校。另外每个月给我三块助学金，这对我的震动是挺大的。一个穷苦人，过去从没一下子见到三块钱，最多就是借点钱去买点油买点盐。现在我是有书读，住宿都免费，另外每个月还给我三块钱，所以我心里震撼挺大的。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你对共产主义，对新中国有特别的感情，我说是。我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没有我曾宪梓的今天。因为那个时候心里的震撼，我永远忘不了。

　　记者：中学毕业后，又读了哪一所大学？

　　曾：中山大学生物系，我六一年毕业，六三年我就离开祖国，经过香港到了泰国，以后又回到香港。

　　记者：你到香港以后，怎么谋生的呢？又怎么成为一个领带大王？

　　曾：不敢。泰国很难生活下去，又发挥不了我的作用，我就带着一家老小回到香港。住在平安大街十五楼八号。我总要找饭吃，那就做领带。我离开泰国的时候，叔父给了我一万块，到香港后，租房花了二千块，又借给人家两千块，还剩下六千块，就做领带。一个房子十平方米，一张台，一个烫台，一架衣车，一个烫斗，就干起来。开始是很艰苦的，我每天必须赚到五十块钱，才能维持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我早上起来，一直做到中午，吃完饭就拿领带到外边卖。回来以后又做到晚上两点钟。我一天要赚到五十块钱，卖不了六十条，我不回家。这样就解决我们一家人生活。

　　记者：你家当时几口人呀？

　　曾：妈妈，老婆，三个孩子还有我，六个人，所以我特别喜欢六。我一家六口人，住在六十平方米的地方，六千块钱去创业，每天要卖出六十条，所以我很喜欢六六六六六。我车牌也是六六六六六。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生意有比较大的转机的？

　　曾：边做的时候，我跑到很多大公司去看外国领带，很漂亮，质地很好，卖得也贵。当时我就想慢慢放弃便宜的领带，走高档领带的道路，要去发展我的事业。当时，香港的领带厂生产的都是低档领带，没有牌子，卖不出价钱。所以当时我就自己想办法要创造个牌子。我不断努力，就打进了香港比较大的百货公司。六八年创业，到七一年的时候相对来讲有比较好的发展。原因是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举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打胜了，中国代表队经过香港。那时候大陆和香港很少往来，中国代表队来到香港，进行表演赛，当时无线电视就来问我："你要不要做广告"，我说："要啊"。结果做成了广告。那时三万块钱做广告，买一套房子才三万块钱，我哪有钱，但是我要求分期付款，他们也同意了。七一年是一个转折点，我通过广告宣传了"金利来是男人的世界"。一个礼拜后香港人都知道了金利来，因为那时候就香港就一家电视台，大家都要看的，所以效果很好。到七二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一个美国帝国主义国家的总统要到我们国家访问，一个大新闻。无线电视又叫我做广告，七万块钱！没问题，因为七一年生意很好。在转播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消息时插播金利来广告，使金利来的名气更大。之后，香港小姐举行第一次选举，我又赞助了，这三个大的项目，就造就了金利来的今天。那时候生意很好啊，好到什么样呢？到七二年中的时候，我一算赚了一百万。哇，一个穷苦人家一百万那个时候不得了啊。我开头做领带是为了找饭吃，现在有了些资本就想做其他，我不想单单做领带这一行，于是我又开始做衬衣、做西装等，逐步就发展起来了，到九二年金利来集团上市。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内地做生意的？

　　曾：应该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那时，很多没有信心的人都怕，就移民到外国去了。我的立场很坚定，如果人家走，我也走，金利来那时候是很出名的，如果金利来带头移民了，影响会很不好。所以我就放弃投资美国，回到我的家乡投资。内地人那时不知道什么外国牌子，我就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报纸上做广告，然后在广东电视台上做广告，效果非常好。广告目的有三点：第一，先让内地人知道有这个牌子，先入为主；第二，香港跟内地有很多交往，有很多内地人来香港，还有驻港的新华社等中资机构。在内地做广告后，国内的消费者就会要来香港的人买金利来，可以说达到很好的效果；第三，我不知道怎样打入内地市场，希望进出口公司能够自动找上门来。结果八六年广交会，有个进出口公司主动找上我，所以我三个目的达到了。于是，八六年金利来开始进入内地市场。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回家乡的？

　　曾：一九七八年我才第一次回家乡。十几年了吧，那时赚了一点点钱了，回到家乡就到母校中山中学，捐了一座大楼，三层楼十二个课室的大楼。校长就告诉学校的创办人叶剑英元帅，说某一个学员出去以后赚了点钱，捐了座大楼给母校。结果，七九年叶剑英元帅就在广州宴请我和妻子，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很多鼓励。他还要我团结更广泛的港澳台同胞和华侨，支持家乡建设。我对叶帅保证说，我今生今世会这样做，这是我追求的理想。我告诉他，我是共产党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我一生都为会报效国家而努力。以后，我就团结了很多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到家乡去投资。

　　记者：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己经开始比较繁荣了，那时候你觉得香港和祖国是怎样一种关系？

　　曾：以我所知，新中国成立以后，对香港的供应，粮食，副食品是非常廉价，而且最好的东西供给香港，当时我们在国内体会最大。我知道，香港虽然是没有回归，中国政府对香港市民还是非常关心的，特别是向香港供水更能说明这一点。我去香港的时候，四天才供一次水，那怎么办呢？就靠东江供水，先用船运进来，广东、香港两地达成协议后，东江供水到香港，解决了香港生活用水的问题。香港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上海、广州的大资本家发展起来的。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的企业又带头回到广东去投资，可以说是利用内地廉价土地、廉价厂房、廉价劳工、廉价资源、庞大市场发展内地的经济，香港的资本家又利用香港出口转口，又使香港企业赚了很多钱。现在是两地的经济相辅相承、共同发展的时代。所以改革开放对香港来讲非常重要。香港的经济一直都在内地的发展中成长。

　　记者：香港回归后，中央对香港是如何支持香港发展的？

　　曾：香港回归以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我们明白，中国政府不希望香港倒下去，而是希望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一定要比过去更好，所以采取的一切政策都是有利于香港。从投资，到ＣＥＰＡ，到个人游，一切都证明了我们中国政府说到做到，能够做到。

　　记者：你认为香港要实现更大的发展，需要具备那些条件呢？

　　曾：香港是个弹丸之地，不过六七百万人口，但她有好的条件，就是面向整个世界，所以香港一定要跟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共同联系起来才能够发展起来，不然就有她的缺陷性。现在单从香港自身考虑，香港是要吃亏的。香港要大发展，香港肯定要大发展，因为她是祖国的一部分，香港有困难时祖国就会支持她。我对香港是很有信心。我个人对香港有两句话的评价：香港乱不了，香港一定好。

　　记者：你赚了钱以后，你向祖国内地捐了大量的资金，支援内地的建设，你现在有没有一个大概的统计，大概一共捐了多少？

　　曾：我的终身理想是要报效祖国，在这种理念之下，公司能赚多少，就拿出多少来支援国家。从七八年开始，每年我从家乡开始，我也到广东省，也到全国各省，按照我的力量，去捐赠给国家。不是说今年我捐了，明年就不捐了。不行，年年我都有个规定的捐款数。七八年开始，花三十万港币捐了中山中学的教学大楼，第二年五十万，第三年一百万，第四年二百万，逐年根据我经济收入捐款。到前五年的时候，我也老了，我自己规定每年必须要捐三千万以上，放在教育，扶贫，帮助经济困难的家庭学生。

　　我有三个基金会，一九九零年，跟教育部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头七年奖励了七千多位优秀老师。零零年开始，我看到很多大学生，考上大学，没有钱上，我很痛心。那年就办了个教育基金，资助和奖励包括北大、清华等三十五所大学，每所大学五十名贫困大学生，一个人一年三千六。但有个条件，我跟教育部要求，凡是得到我奖励的大学生可以申请免学费，很多学校都实现了免学费。从零零年到现在九年了，奖励了一万五千多贫困大学生。另外就是航天基金，因为神五上天后，我很激动，杨利伟来香港五天我见了他六次，跟他交往之中受到很大鼓舞。我就宣布成立一个航天基金会，每年奖励五百万。零八奥运我们国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又成立了体育基金专门奖励优秀运动员。

　　我过去的豪言壮语就是只要金利来不破产，曾宪梓不死，我对祖国的回报是不会停止的。现在我改口了，金利来是不会破产的，因为金利来是不借款的公司，是不会破产的，但曾宪梓会死的，我不想等我死了以后基金会就停下来了。所以去年我带了我三儿子，就是金利来现在的继承人，改了基金会，改他做理事长，我做名誉会长，让我死了以后，我儿子还要继承下去。这个工作，不单单我自己要终身报效祖国，我也要我儿子，我的家人，要象我一样，拥护共产党，爱我们的国家，爱香港还有爱家乡。

　　去年捐款最多，因为雪灾、地震、奥运，加起来有一亿零八百万，总数是到去年为止捐款了超过八亿，今年上半年我又捐了三千万左右，到现在为止有八亿零三千万。我们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爱国情怀，只是这样想，力量有限，只能做小事，尽力而为就是了。

　　记者：你到一些红色根据地去看看，目的是什么？

　　曾：我看了很多电视，讲共产党的成立，讲少年毛泽东的成长、井冈山会师，还有延安颂，我看了那么多年，单单是长征就看了六遍。为什么我要去井冈山呢？井冈山是毛朱会师的地方，所以我要去，可以说那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摇篮。我到过延安、到过韶山，今年我“十一”期间要到贵州的遵义会议会址，今年十二月份我要到西柏坡。去干什么呢？去看，去了解中国革命，当时的困难情境，也可以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次井冈山我还没有去，就捐了一百万给他们。人在香港生活那么长时间，总是会沾染到一些不良的东西，我要时刻警惕自己，不能做对党不利的事情，时时要检讨，我七十五岁了，生病己十五年，希望自己有一天做一天吧。

　　记者：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即将到来，你想对祖国说些什么吗？

　　曾：我们国家苦难中成长，今天取得很大胜利，我希望全国人民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祖国的道路上，全体共同努力，把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好。

　　这几十年，我从一个普通穷孩子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深受党恩、国恩。如果没有人民的教育，我可能也没有今天。

　　记者：你觉得一个人要成功，必须具备哪些素质？

　　曾：首先一个人要有学识，知识很重要。要有很好的人品，君子好财取之有道。我坚守的原则是勤俭诚信，勤劳节俭，诚实守信。这是我的信条。另外，就是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有什么能耐。我就告诉他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自己人品又不好，你专门找邪道，那自己是永远是无法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