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道衡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时的贵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校长），贵州省第一位九三学社社员，九三学社第三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副主委。丁道衡也是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发现者。

　　丁道衡，男，汉族，字仲良，祖籍贵州平远（今织金县）牛场镇。1899年11月4日出生于贵阳北书院。丁道衡是清代名臣丁宝桢（丁宫保）之孙辈，出生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和熏陶，天资聪慧，勤奋好学。7岁到私塾读书，8岁随父母宦游湖北，因其父以后补知县身份到湖北，道衡全家同往，并在武昌入小学。当时为清光绪年间，道衡也读到一些传播新知识的书刊。辛亥革命后，1913年道衡随父母返回贵阳定居，立志走科学强国的道路，入贵阳模范中学（今贵阳一中）就读。1919年毕业，适逢北京大学在贵州招生，道衡以考试列第一名被录取。但那时他的家道已中落，父亲闲居，靠母亲经营小杂货店维持生活。其父本欲叫道衡投考邮局以谋生的，虽被北大录取，其父以无力供给且为乱世为由，不愿道衡远离家乡北上就读，竭力阻止其前往，但道衡决意北上就读，经其母从旁劝解，又得当时省府津贴旅费80元，道衡乃得突破阻挠只身北上。到北大后，校方以道衡长于理化而入理预科甲部，1921年升入本科地质系，靠微薄的奖学金和勤工俭学，兢兢业业，刻苦攻读。当时，他的家里很少接济，借贷又很困难，道衡只有节衣缩食过日子，以致形容枯槁，连公寓的主人和小店的老板等都直称其为“穷丁”。入校半年后，道衡以成绩优良补得贵州省公费每年二百元，但却时断时续，经济极感困顿，道衡只好半工半读，一边在北大读书，一边去中学教书，以维持生活。经过6年艰巨奋斗，1926年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得留校任助教，专门研究地史和古生物学。

　　1927年5月至1930年8月，丁道衡参加了由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黄文弼、袁复礼等为首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等联合组成的数十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受聘为团员，他主要担任天山西南部的地质考察工作，并负责地质矿产调查和古生物研究。考察团在戈壁沙漠之中和荒无人烟之地费时3年，冒着生命危险，行程数万里，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对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北部的40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状况进行了详尽考察，终于完成了西北考察任务，在西北高原发现了沉睡多年的丰富宝藏。当时刚跨出校门不久才28岁的丁道衡，在这次考察中首次独自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他进行了为期十几天的徒步踏勘，采集矿石标本，初步调查了白云垴包的地形、地质构造、矿区生成、铁矿储量、矿石成份等，认定该矿为储量可观的大型铁矿，并绘就了地形地质图，编写了调查报告。1933年出版的《地质汇报》第23号上发表了他的《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其中6页文字详细记载白云鄂博铁矿的具体情况，并附有1：30000铁矿图一幅，估计铁矿石储量3400万吨。他还建议说“苟能于包头附近建设钢铁企业，则对于西北交通应有深切关系，其重要不仅在经济方面而已”。

　　但丁道衡的这一设想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够实现。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把包头确定为国家重点工业基地。1959年10月15日，包钢一号高炉投产。从此，一座崭新的草原钢城拔地而起，成为新中国工业发展的一面旗帜。1987年，在白云鄂博铁矿发现60周年之际，丁道衡的雕像在包钢落成。2005年6月2日，国际新矿物命名委员会同意将在白云鄂博发现的稀土元素命名为丁道衡矿Ce，以示对这位先驱的缅怀。

　　1930年，丁道衡由西北考察回北平，继续在北大地质系任教。1931年曾在女子师范学院兼课半年。他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力求深造。1934年8月，考取留学资格，以教学科研的成就获得北京大学及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赴德国深造。先入柏林洪堡大学地质系，师从斯梯勒（stine）教授攻地质构造。次年转入德国马堡大学随卫德肯（wcdckina）教授研究无脊椎动物化石，完成了古杯海绵、方椎珊瑚、十字珊瑚、波哈特贝、鄂头贝等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杯的更订》一文，在德国《矿物、地质、古生物年鉴》上发表，精确地解决了古生物学家们争论了90多年的问题。留德3年，丁道衡在马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被聘请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英法等国与其他地质专家互相研讨切磋半年。

　　1938年12月，丁道衡放弃了优越的条件，怀着报效祖国的热诚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应聘为云南省建设厅技正（总工程师），其间曾在迤南、迤蒙工作（大约在今云南普洱一带），发现金矿及其他重要矿产。1939年9月，丁道衡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他不顾川康地区高原山高严寒、空气稀薄等恶劣的自然环境，率先研究了西南地区铝土矿。这次考察在西康省的理化县郊野遭遇土匪，被洗劫一空，同行中一姓范的团员还被打伤。理化县即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城市，海拔超过4000米，现在总人口5万人中藏族占94%以上。当年，丁道衡他们往西急行三昼夜到达邻近的巴安县方才遇救。巴安县即今天四川省的巴塘县，与西藏隔金沙江相望。本来他们准备渡过金沙江前往川（康）藏边界的宁静山调查石油矿的，但未得到当时西藏当局的同意而作罢。考察未能遂愿，但他仍于回来后提出并发表了“关于有盖珊瑚的讨论”的论述。

　　1940年3月丁道衡应聘为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兼教授。因抗战吃紧，武汉失守，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当时条件极差，师资奇缺，整个矿冶系除配有一名绘图员外，全系六门专业课（地质、矿物、岩石、矿床、光性矿物、地史学）都由丁道衡一人担任。除全系的教学行政工作外，还要负责学生的实验课和野外实习，丁道衡上课与带领学生实习一肩挑，刻苦传授知识，始终如一地坚持工作。尽管他患有高血压，曾在海拔3500米的高山上昏倒，仍满腔热血，坚持搞科研，撰写论文发表，终年如一日。

　　1942年秋，丁道衡怀着报效桑梓的热诚，应李书田院长之聘回到贵州。目睹当时贵州的落后状况，他矢志教育救国，为家乡培养人才。他担任了新成立的国立贵州大学教授、矿冶系主任、工学院院长、文理学院院长，以及安顺附设工业职业学校校长。为发挥优势，他和贵州籍地质学家乐森璕教授共商，积极建议在贵州大学设立地质系，1945年获准筹建，1946年秋季开始招生，至1951年先后共招生5期，丁道衡亲任系主任，为培养地质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丁道衡深感地质教育事业师资薄弱而亲自授课，还对中国西南石碳纪、二叠纪岩层中的铝钒土矿作首次研究，确定了其层位和初步远景。为督促学生勤奋学习，他撰写文章，明确提出：“学习的目的为了求得真理，谋求福利，以尽个人应尽的责任。第一为学要专一，第二为学要好学，第三为学要有毅力，第四为学要谦虚，第五为学要有系统，第六为学要创作”。由于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治学严谨而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誉为“教授之花”。1948年初，他被推选为贵州大学教授会主席。除了负责行政管理和授课外，每年他还要到重庆大学讲学两个月。

　　丁道衡敢于坚持真理，疾恶如仇。早在北大求学时，他就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卖国的运动。1949年初，他赴重庆大学地质系讲学时，目睹了重庆大学等院校数千名师生举行的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和重庆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并深受鼓舞，他曾在重庆大学教授会上公开痛斥蒋介石政权的黑暗政治。3月，他返校后即以贵州大学教授会主席的身份向师生作了介绍，极大地鼓舞了贵大师生的斗志。3月20日，贵大教授会在丁道衡的主持下，决定宣布罢教，并立即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响应支持。3月26日，贵州大学近千名师生员工步行18公里到贵阳城区，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震动社会。随后，由贵大联系贵阳医学院和贵阳师院等大中学校在贵阳市内又举行了示威游行和罢教罢课活动。丁道衡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遂以鼓动“学潮”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于1949年8月10日深夜在贵阳秘密逮捕了丁道衡，羁押于滇黔绥靖公署内，入狱不久即被判处死刑，但国民党国防部以证据不足退回继续“侦查”，其间仅提审过一次，经历了近3个月的囚禁生活后，经社会各界和亲友多方营救，包括其老师、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原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过问，才于1949年10月25日以“联名保释，随传随到”的形式，得以“取保外释”，此时距贵阳解放仅20天。

　　新中国成立后，丁道衡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建设事业中。他满怀激情地说：“作为一名中国的科学家要勇担重任”，“黑暗终于过去了，像我这样长期过着担惊受怕、忍受压制的人何止千万；今后我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人民”。1950年起，丁道衡担任了人民军队军事接管后的贵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校长）。1950年6月28日，丁道衡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同时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3年2月至1954年11月改称为西南行政委员会, 丁道衡仍为委员。1950年7月丁道衡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35名委员之一。1951年7月9日至16日，丁道衡作为代表出席了贵州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当选为贵州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5名常委之一（省政协前身）。丁道衡积极参与了贵州省乃至西南地区有关大政方针的协商和制定工作，在团结文教科学工作者的工作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952年1月，丁道衡经其原北大的老师孙云铸、学兄杨钟健介绍（两人后来都是1955年首批中科院学部委员）加入了九三学社，成为贵州省第一位九三学社社员。同年9月，他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三届中央委员，并以九三学社社员身份开展了社会活动。

　　1952年底至1953年初，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贵州大学不幸被撤销，贵州大学地质系被并入重庆大学，于是，丁道衡于1952年12月调重庆大学任地质系主任。为在贵州进一步发展九三学社组织，丁道衡于1953年2月20日介绍原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贵州省农林厅第一副厅长罗登义教授、4月27 日介绍原贵州大学农学院农化系主任王庆延教授相继加入九三学社，为九三学社组织在贵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罗以后长期担任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主委、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以后也任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主委、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1953年丁道衡继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第一届人大代表、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副主任委员和重庆大学支社第一届主委。1954年9月，丁道衡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赴京出席了会议。此外，他还担任了中国地质学会理事及重庆分会理事长等职。丁道衡常为赶写发言提纲或编写讲义经常工作到深夜。在工作中，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就在逝世的前一天，他在参加了重庆市政协主席团几天紧张会议之后的当晚，还向重大地质系全体师生作了发行新币的传达报告。

　　1955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拟委派丁道衡到地质部古生物司工作，正当他准备迎接新的工作任务时，不幸于1955年2月21日晚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逝世，享年56岁。

　　丁道衡公祭大会于1955年2月23日上午在重庆隆重举行，重庆市副市长陈筹，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松青，市政协副主席周钦岳，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副主任委员谢立惠、王际强，重庆大学副校长郑思群，重庆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重大师生代表及地质系全体同学2000余人到会吊唁。

　　丁道衡一生致力于教育与科学研究，誉满华夏，他在科学和教育事业上颇有建树，著述颇丰。他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新疆矿产志略》、《中国标准化石-无脊椎动物》第一、二分册、《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关于波哈特贝与鄂头贝的内部结构》、《方锥珊瑚研究》、《十字珊瑚构造之意义》、《蒙新探险生涯》、《关于有盖珊瑚的讨论》、《下寒武纪三叶虫之进化概观》等多部著述，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捷径，为我国乃至世界的地质科研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9年丁道衡中学毕业时，20岁正当年，其家人欲使其完婚，但他立志深造，曾两次逃婚，最后跑到北平读书。1940年，丁道衡应聘到武汉大学矿冶系任教，其间与历史系学生黄曦光相遇并相爱。1944年黄曦光毕业后与之结婚，他们年龄相差13岁，生育有5个子女。（姜刚杰根据丁道衡自传整理，2011年5月修改）